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范围扩展和组合重构的过程。在技术层面上,激进技术尤其是通用目的技术是推动生产力质变的关键因素,激进技术所组成的新技术系统及其对应的新部门的创生与增长,成为推动生产力质变的动力。其中,关键生产要素的大范围使用及其成本的迅速下降是质变进程加速的重要指示器。在制度层面上,与激进技术所对应的生产组织方式、要素特征相适应的适宜性制度体系,对引导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稳定、可持续的积累模式,起着重要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作为一个创造性与破坏性并存的过程,生产力的质变并不是突变的,而是渐进的和波动的。由于不同的激进技术及相应的新技术系统在技术性质上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时期生产力的质变过程和内容也有所不同。随着产业部门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生产力的质变过程往往伴随着多个激进技术甚至通用目的技术的叠加和协同,这就使质变过程中的经济波动更为复杂。正在展开的技术革命浪潮将从能源和信息两方面带来以绿色+智能为主旨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不仅取决于创新的力度、方式和方向,还取决于关键制度和观念的变革。
大国的经济发展具有独特的优势,其拥有的超大规模市场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所具有的超大规模市场既可以为我所用,也可能为竞争对手所用,特别是在开放条件下的辩证利用需要深入探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发挥并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需要国家内生的创造。本文对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概念进行学理辨析和界定,在此基础上论证其作为一种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对其辩证利用的三重意涵进行阐释:一是超大规模市场利用种类繁多的市场节点培育消费需求,促进内部分工深化,通过产业间的互为供求培育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二是超大规模市场亦可使本土企业倚仗巨大的市场规模而产生懈怠心理,削弱企业家精神;三是超大规模市场如果被外国企业利用,则会阻碍本土企业的创新与发展。因此,发挥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需要充分发挥消费者的力量,同时也要积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战略。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数字经济为扩大就业提供了出口,但其对就业的净贡献尚不够明确。本文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这一重要宏观变量为基础,并以数字经济拉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加为机制通道,测算数字经济对就业增长的净贡献,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数字经济对就业的综合影响。基准口径测算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拉动2011—2015年和2016—2020年的实际经济增长,年均净贡献城镇新增就业的20.09%和29.44%,在2011—2020年的常态化情境下,年均净贡献就业299.75万人,相当于城镇新增就业总规模的22.65%。在对数字经济适用较宽松的界定口径并基于名义经济增长的测算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拉动2011—2022年名义经济增长,年均净贡献就业374.68万人,相当于城镇新增就业总规模的29.06%。进一步地,本文从数字经济助力就业质量提升、数字经济助力服务业就业扩容、就业服务数字化助力人岗匹配效率提升等三个维度探讨数字经济带动就业的动能枢纽,并从稳定经济增长、健全人才培养和职业培训体系、优化公共就业服务等角度提出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政策建议。
金融监管是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提升金融监管有效性有助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12—2019年数据,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从企业创新视角实证检验了金融监管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加强金融监管能够减少企业创新数量,具体表现为加强金融监管会减少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且主要是减少策略性创新数量,金融监管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具体表现为加强金融监管会提高企业创新的被引次数,即金融监管具有溢出效应,有助于企业创新“去粗取精”。融资约束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上述影响具有调节效应,在融资约束程度更高或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更低的企业中,金融监管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强。金融监管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依据企业所在地区、所属行业、产权性质及自身生命周期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本文为理解金融监管对实体企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也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并列为涉外金融领域的重点工作。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跨境金融服务衍生出个人金融信息泄露风险、金融机构业务运营风险、金融服务数据垄断风险和国家宏观经济安全风险,对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国内审慎监管机制和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带来严峻挑战。为防范跨境金融服务的数据风险,本文提出“国际+国内”“贸易+监管”双层复合型治理路径,即国际协同治理跨境金融服务数据风险,明晰跨境金融服务数据的监管原则、硬化跨境金融服务的数据软法规则。同时,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重塑跨境金融服务数据的监管机制,完善跨境金融服务数据的监管手段,增强中国金融市场制度型开放的法治保障。
现代儒商指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商人,现代儒商的管理实践和管理理念是中国式管理的生动体现。回溯儒商概念的起源和历史流变可知,“儒商”一词用以对“贾业而儒行者”的褒扬,是明代中后期随着士商互动程度的加强才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儒商先后经历了古代儒商、近代儒商和现代儒商三个发展阶段。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本文从儒术、儒行和儒时三个维度构建了现代儒商新概念。通过建立的三维立体坐标,分别揭示其内涵所体现的中国式管理思想。进一步地,本文探讨了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渊源,以及现代儒商对实现现代化的巨大价值和推动作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儒商新概念融合了儒家文化的旧有传统、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和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是中国式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于弘扬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扩展人文经济学的学科内涵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中国OEM企业借助C2M电商平台开发自主品牌产品为背景,基于线索利用理论,采用情境实验法探讨OEM企业选用知名供应商提供的优质原材料并披露该信息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以及产品涉入度和平台制度有效性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在开发自主品牌产品过程中,OEM企业选用知名供应商提供的优质原材料并披露该信息,能够有效克服因缺乏消费者认知而导致的转型障碍,从而强化消费者对其自主品牌产品的购买意愿。同时,这种营销策略的效果会因产品涉入度和平台制度有效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不仅为价值链升级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而且为中国OEM企业开发自主品牌产品和开拓终端消费市场提供了新思路。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探讨数字贸易规则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愈发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TAPED数据库,实证检验了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对出口企业加成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扩大进入出口市场的低生产率企业数量、提高企业出口成本及促进高生产率企业之间价格竞争等三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与拥有丰富数字贸易规则签署经验的经济体缔约,对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有积极作用;与数字贸易规则签署经验较欠缺的经济体缔约,则更有利于中国发挥在国际数字贸易治理中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进而实现互利共赢。签署包含数字贸易规则的区域贸易协定在降低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同时显著提高了地区内的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为中国在数字贸易领域如何根据缔约对象的不同特征,精准选择谈判策略,进而推动中国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欧班列作为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在中国扩大对外合作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力量。本文以中欧班列开通为例,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双重差分模型、三重差分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国际运输通道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和对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在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三重差分检验结果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在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更大,中欧班列开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渠道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为了进一步发挥国际运输通道对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作用,需要扩大西部地区贸易开放度和对外辐射能力,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制定和完善鼓励创新的各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