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八日,由中国文联、中国书协举办的『承续:新中国新发现书法主题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铁凝,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徐永军等出席开幕式。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致辞,他强调,这个题为『承续』的主题展,是中国文联,中国书协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六月二日关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和五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出土书法文献得到各界高度关注,相关考古研究成果显著,从甲骨文、金文、玺印、砖瓦文字、货币、简牍、帛书、刻石,到敦煌遗书、吐鲁番文书、楼兰残纸等,既是古文字学和历史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资料,也为当代书法学术与创作的拓展提供了新的范本和依据。 为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
主办单位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 承办单位 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 参与单位 北京书法家协会 天津市书法家协会 河北省书法家协会 山西省书法家协会 内蒙古自治区书法家协会 辽宁省书法家协会 吉林省书法家协会 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 江苏省书法家协会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 安徽省书法家协会 福建省书法家协会 江西省书法家协会 山东省书法家
一九九一年殷墟花园庄东地H3坑甲骨发掘出土,共出有字甲骨六百八十九片。在性质与内容上,花东卜辞不同于常见的“王卜辞”,属于“非王卜辞”,即占卜主体并非商王,而是贵族“子”。这批甲骨大部分是较完整龟甲,内容涉及祭祀、田猎、疾病、贡纳、战争、乐舞等诸多方面,为研究商代晚期的社会结构、家族形态、祭祀制度、占卜制度、古文字与书法等提供了宝贵资料。 本次展览选取了花东三号、花东二八八号两版龟腹甲。 花东
何尊作于西周成王时期,一九六三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贾村镇,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国家一级文物。关于何尊的具体出土地,目前尚有争议。它最早在贾村镇一陈姓人家屋后山坡上被发现,但后续考察未见其他青铜器或墓葬遗址,而附近的斗鸡台西周早期墓葬遗址与之年代相近,因此有学者怀疑何尊是由原遗址流出,遗失在了贾村镇发现地。由于这件青铜器是一位名为“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因名“何尊”。尊底铸有铭文一百二十二字,
九年卫鼎铭文铸于青铜鼎内壁,内容记述了恭王九年正月下旬,裘卫用车和各种皮革同矩伯交换土地的经过。事情的起因是,眉敖的使者肤来觐见周天子,恭王在宗庙举行盛大的接待礼,矩伯为参加这次典礼,向裘卫要了一辆华丽的车和车马用具,作为交换,矩伯把一片林地转让给裘卫。交割的过程十分复杂,为使事情顺利进行,裘卫不得不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送给矩伯夫人帛三匹,由于林地上的树木是颜氏的,又送给颜陈两匹大马、颜姒一套衣服
墙盘发现于庄白一号窖藏,共出土青铜器一百零三件,文字最多者即此盘。器主“墙”为史官,或以此得名“史墙盘”,墙盘问世之后,其年代学者多有考证。唐兰、李学勤、于省吾等考为恭王时物,徐中舒、李仲操认为穆王之器,晁福林证为夷王之彝。从“重宁”等语词,以及四次称颂时王等来看,大多数学者以恭王为是。李学勤据器形、文字等判断此器为恭王时最有代表性的标准器。铭文多用四言,文辞押韵。上篇颂文、武、成、康、昭、穆、恭
㝬簋是目前发现的商周时期最大的青铜簋。簋是商周时代常见的食器,主要用于盛放饭食,后与鼎演化为配套的专用礼器。《礼记·玉藻》载,周天子用九鼎八簋,为最高礼仪等级。“㝬”是西周第十代君主周厉王姬胡的名字,《史记·周本纪》载:“夷王崩,子厉王胡立。”㝬簋是周厉王为祭祀先祖、祈神降福而作,亦被称为王簋。 㝬簋铭文为周厉王自作的一篇祝词。其大意为:我昼夜尽心经营先王事业,以配皇天,我任用义士献民,祀先王宗
宝鸡市眉县杨家村五位村民于二〇〇三年一月十九日取土时发现的二十七件铭记西周单氏家族功业史迹的青铜器窖藏,尤以水器逨盘最为珍贵,以其铸造技术之高超、盘内铭文之长、史学价值之重要、文学技艺之高妙、金文书法之精美,被誉为“中国第一盘”和二十一世纪第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其铭文,书家、学者多有临摹、考释和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西周最长的盘铭,记载了单氏家族八代人辅佐文王至宣王十二代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
秦公钟、秦公镈是春秋早期青铜器,器主为秦武公。共八枚,其中甬钟五枚,名为“钟”,形制相同而大小有别。根据铭文内容分为两组。甲、乙两钟合为一篇,丙、丁、戊三钟合为一篇。钮钟三枚,名为“镈”,亦是形制相同而大小有别。三件铜镈均有铭文,各自成篇,铭文与两组钟铭相同,而行款稍异。 春秋时期秦器出土较少。秦公钟、秦公镈铭文是秦国书法的代表,具有重要的文献和书法价值。回顾秦国先世,虽然世居西陲,与戎狄杂处,
石磬于一九八六年出自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南指挥村秦公一号大墓。该墓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位于今南指挥村秦公陵园之内,是雍城秦公陵园区首先被发现、唯一被发掘的一座大墓。 秦公大墓从一九七五年开始调查,一九七六年开始发掘,直到十年后的一九八六年才发掘出土石磬,出土时位于大墓的副椁室之中,共计二十八件石质残磬。根据整理研究,估计原先最少有三套石磬,经缀合后共有铭文二十六条,二百零六
侯马盟书,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出土的有盟誓辞文的玉石片。连同断、残、碎片及模糊不清及无字迹者在内,共有一千五百余片,目前可识读者约六百片。盟书用毛笔书写,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墨色。盟辞内容不同、长短不一,最少仅十余字,最多达二百二十余字,一般在数十字至百余字之间。 盟书,在历史文献中常称之为“载书“,《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注曰:“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
中山国是始建于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原称为鲜虞,后称中山。中山国民是姮姓白狄的别种,最初居于河北平定,后迁平山。战国时期,中山国曾一度为赵所灭,中山桓公复国,建都灵寿(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战国晚期,中山国跟随齐宣王伐燕,夺取了大片领土与战利品。一九七四年在平山县三汲公社出土的中山王鼎,与同时出土的方壶与壶并称“中山三器“,就作于伐燕战役之后,是战国青铜器的重器。中山王鼎既呈现出当时高超的青铜
秦骃玉版分为甲、乙两件,材质墨玉,仅甲版正面为刻铭,甲版反面和乙版两面为朱书,计入重文、合文,字数达二百九十八字。甲版背面字迹被水垢覆盖,从露出字迹推测与乙版背面文字相同,故释文依据后者推知。内容记载了秦曾孙骃在孟冬十月遭病难愈,不知病因,故向华大山祈祷,其后逐渐康复进行还愿的事。该玉版是古代礼俗中祷病与祭祀的实物,文辞用韵且有书、刻两体,对于研究战国晚期秦文字和书法有重要的价值。 关于玉版字体
曾侯乙是这批竹简的主人。曾侯乙,史书未见记载,据学者考证其为曾国一位名乙的诸侯王。二〇一四年,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出土编钟,其铭文经专家解读后,确定曾国就是《左传》中所记的西周初期周天子分封南宫适镇守南方的随国。《左传》定公四年(前五〇六)还记载,吴军攻进楚国郢都后楚昭王逃亡随国,随侯以随、楚两国“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辞吴护楚。加之,曾侯乙墓出土有楚惠王(楚昭王之子)为其铸“宗彝“随葬,足见随楚关系
包山楚简大部分属于楚国官方文书的实物,是研究楚国文字书法的极好材料。这批竹简内容分为三类:一为文书,数量最大,系多人书写;二为卜筮祭祷记录,数量较少;三为遣策,仅数简,总计二百七十八枚。墓主人官居左尹,主管刑法,故生前收录文书以与法律相关者居多,书写者身份都是其下属吏员。这些文书不仅是研究当时楚国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问题的宝贵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楚国文书制度的机会。包山楚简文书行文方向划
郭店楚简全部是先秦儒家和道家典籍,自出土以来,学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文字考释、内容校勘和思想辨证。德国汉学家瓦格纳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九四七年埃及出土的大批基督教的佚书可与郭店楚简相提并论。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认为,郭店楚简出土后,整个中国哲学史、学术史都需要重写。如简本《老子》直接打破了《老子》成书年代“晚出说”理论以及早期儒、道二家的学术关系问题等。本次展览所选取的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则展示了荀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一九九四年由上海博物馆于香港文物市场购入,为战国晚期楚国迁郢都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但鉴于该简为“盗掘简”,有佚失竹简的情况。这批楚竹书的最短尺寸为23.8c m,最长尺寸为57.2c m,宽约0.6c m,厚约0.1c m至0.14c m。编绳有两道或三道,长竹简多为三道编绳。编绳材质为丝。契口位于竹简右侧,呈凹状,用以固定编绳。总字数三万五千余字。简文所涉史事多与楚国有关,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从香港古董市场购藏一批秦简,共两千零九十八个编号。次年八月又获香港一收藏家捐赠七十六个编号。这批秦简被命名为“岳麓书院藏秦简”。内容分为《质日》《为吏治官及黔首》《占梦书》《数书》《奏谳书》《秦律杂抄》和《秦令杂抄》七大类。这批材料内容相当丰富,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史、数学史、科技史、占梦习俗等很多领域的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岳麓书院藏秦简(叁)》公布的材料属于法律
秦权量诏铭是秦始皇“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具体体现。权量是落实“法度衡石丈尺”的器物。《汉书·律历志》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权者,铢、两、斤、钧、石也,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诏铭是古代皇帝颁发诏书的一种形式。秦权量诏铭是秦代为了统一度量衡而在权量上颁布的诏书。权量上的铭文有凿刻而成的,有浇铸而成的,也有制成铜诏版嵌入的。秦权量诏铭分为秦始皇诏铭和秦二世诏铭两种。其中,
汉上林铜器群共计青铜器廿二件,有铜鉴、铜鼎、铜钟、铜钫、铜数种,其中廿一件带有铭文,标记“上林”者十六件。上林铜鉴共十件。鉴,亦写作“鉴”。《说文》云“鉴,大盆也。”《周礼·天官》载“春始治鉴”。郑玄注“鉴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御温气,春而始治之。”孙怡让《周礼正义》云“鉴,依注当为金器,则是治铸所成”,又云“鉴俗作㽉,《广韵》去声五十九陷云,㽉,大瓮似盆是也,……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御
马王堆帛书于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总计十五件五十余种古佚书,十二万余字。《春秋事语》是帛书中的一种,抄录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历史事件。根据帛书书写内容,学界一般将其分为《周易》及其卷后古佚书、《战国策》内容相关书籍、事语类古佚书、《老子》甲本及其卷后佚书、《老子》乙本及其卷前佚书、刑德佚书、阴阳五行佚书、天文星占佚书、杂占类佚书等十五大类。而湖南大学陈松长教授则将马王堆帛书进一步
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帛书有《老子》全书的两种写本。其中,《老子》甲本当为秦人所书,字体风格更为古质。《老子》乙本出于楚国遗民手笔,字体属于晚期古隶,部分平直、方折的笔画及收笔处的自然波挑已经接近汉隶。《老子》乙本起笔以逆锋为主,含蓄古质,时有切锋起笔动作,表现出较多变化。笔法灵动洒脱,笔画圆润饱满,古雅中透露着新妍。捺画粗重,时有长笔画向右下方拖出,调整了通篇的节奏,不至于呆板。结字紧密,重心较低,
一九八三年底到一九八四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二四七号墓中出土了一批汉简,其中有一部题名为《引书》的古代医学著作。原文共三千二百三十五字,抄写在一百一十二枚竹简上,记述了导引养生理论、生病原因与预防方法,记载了三十五个导引术式的名称、动作要领和部分导引术式对身体的功用,以及用导引术式治疗疾病的方法。此篇著作对强身健体和防治疾病有实用价值,可与马王堆出土的《导引图》并称为系统的导引著作。二书图文互相
睡虎地M77西汉简《伍子胥》二〇〇六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西汉墓。该墓出土质日简册和官府文书表明,墓主人叫越人,在汉文帝十年(前一七〇)以后的十多年间,先后担任安陆县官佐和该县阳武乡乡佐,约于文帝后元七年(前一五七)去世。M77共出土简牍二千一百三十七枚,部分简有残损。完简长度在26c m至31c m之间,竹简上下两端平齐,三道编绳,上下两道编绳分别距简首尾1c m,中间一道位于简正中,出土时
银雀山汉墓竹简《王道》篇著录于《银雀山汉墓竹简(贰)》,目前学界关于《王道》篇的研究极为简略。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将《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根据内容分编为三个部分,本次所选《王道》《五议》《为国之过》篇出自论政论兵之类。《王道》篇所阐述的五种王道,内容涉及为君治国、对外交往、教化治民、解民忧患、用人等方面,其思想与先秦诸家特别是儒家、墨家、法家的王道理念高度契合,可谓对先秦诸家王道思想的高度概括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二〇一一年四月开始发掘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二〇一五年七月在墓中发现了五千二百余枚简牍。在这批简牍中,约有六百六十枚的内容是关于《孝经》和“孝”的说解与阐释。它们与河北定县八角廊中山王墓《儒家者言》和甘肃肩水金关汉简中《孝经》的内容有所关联或重合,共同反映了汉代《孝经》传注和解说类作品的大致情况。研究者推断:此批简书关于《孝经》和“孝”的说解与夏侯始昌至后苍至翼奉这一师授脉络之
定州八角廊汉简,一九七三年出土于河北省定县(今定州市)八角廊村四十号汉墓,该墓墓主为西汉中山怀王刘修。由于刘修墓在历史上曾遭盗焚,所以这批汉简出土之时就已残断不堪、严重炭化,表面字迹难以辨识。定州汉简的整理工作屡次因故停滞。截至目前,原始图版尚未公开发表,仅有零星几枚残简见于《文物》杂志、《中国法书全集》、《中国书法全集》以及文物部门的网站,另有百余枚简的摹本见于《中国简牍集成》。尽管如此,它的学
武威汉简《仪礼》于一九五九年出自武威磨嘴子六号汉墓。此地东北距武威市十五公里,西北距出土武威医药简的旱滩坡亦十五公里。准确坐标在北纬37°47′5.76″,东经102°38′53.85″。地处祁连山东麓,往东三十公里范围田畴沃野,正是走廊的绿洲地带。再往东往北,即为腾格里沙漠。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二年,甘肃文博部门先后在此清理过七十二座汉墓,说明这里是两汉时期人类生活聚居的理想之地。六号汉墓出
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简牍是敦煌汉简的重要组成部分。遗址位于甘肃省酒泉地区西部的敦煌市与安西县之间的交界处。悬泉置是汉王朝设置在河西要道上的一处集传递邮件、传达命令、接待宾客为一体的综合机构,即传置。其出土的2.3万枚有字简牍,内容丰富、字体多样。简牍文书按内容分为十五类近百种;隶书多用于正规而严肃的文件;草书多用于书信及一般文书;草隶多用于各种簿籍账目等。 《传马名籍》是由十枚简牍构成的一组简册,
一九九三年二月,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西南发现了十余座汉墓。六号墓出土了《神乌傅(赋)》竹简,同出于该墓的其他简上有“永始”“元延”纪年,即西汉成帝的两个年号,证明《神乌傅(赋)》是西汉成帝时期之物。 《神乌傅( 赋) 》竹简共二十一枚, 长约23.5c m、宽0.9c m。一枚无字,一枚用隶书顶头书写标题“神乌傅”三字,十八枚用隶草书写正文,最后一枚上部文字漫漶不清,而下部有不甚清晰的双行小字
二十多年前,十万余枚三国孙吴简牍在长沙市五一广场走马楼街的平和堂商厦建筑工地出土,其数量超过全国各地已出土简牍的总和,被誉为二十世纪继甲骨卜辞、敦煌文书之后,在古文献资料方面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录事掾潘琬考实吏许迪割用余米事》是长沙吴简出土后最早受到关注的一枚木牍,其中所谓“许迪割米案”被学界认为是一桩盗用军粮的大案,后在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与长沙简牍博物馆合作整理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
此碑首行缺失,不见碑主名讳及生卒年月,自首次刊发后就引起学界重点关注。经过对碑主家族世系、碑铭文字多重讨论,可证志主张公与《后汉书·张禹传》为同一人,当无疑议,故此碑可与史书互证互补。《张禹碑》出土于偃师市高龙镇火神凹村,碑文通篇为四字韵文,记载张禹仕宦过程及为官之道,兼谈亡日葬地及皇陵地理。 张禹祖籍赵国襄国县,今河北邢台一带,生于官宦世家,其祖父张况的族姊为光武帝刘秀祖父夫人。碑文载“入侍紫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中旬,《裴君碑》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府广场东御街。始刻于建康元年(一四四),重刻于元嘉二年(一五二)。碑阳全文可分为三大段,第一段为碑文末称的“赞”,相当于今之序言。第二段为“辞”,即正文。第三段为重新刻石立碑缘由。综观全文,除了歌颂、溢美之词外,可知裴君“祖自河东”,出生于官宦世家,早年“选由孝廉”,出仕后“内任公辅,外宣藩守”,曾在朝中任职。他在定襄任上战功卓越,后任蜀地郡守,在经
《张景碑》碑石四周皆已残损,碑文已非全豹,但大意比较清楚,书法亦足资欣赏、取法。 碑文记载南阳郡宛县人张景出资营造覆盖迎春土牛之瓦屋及围栏一事,由三篇公文组成。第一部分为南阳府告宛县文,是对张景申请出资营造瓦屋并乞免徭役的批复。第二部分为宛令右丞下达给张景的文书,明确了营造“五驾瓦屋二间,周栏楯拾尺”的任务,并提出“于匠务令功坚”的质量要求。第三部分为南阳郡下发给宛县的另一通府告,文字多有缺损,
《鲜于璜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发现保存完整、存字最多的汉碑,对于东汉史料的钩沉、汉代书法史的探究、当代隶书艺术的研创,均具有重要的价值。 碑文详述鲜于璜的生平,颂扬其功绩。据碑文记载,鲜于璜先祖出于殷商箕子后裔。自幼天资明达,聪颖好学,孝顺父母,尊敬师长,言行有矩。举孝廉,曾任度辽右部司马。后参加窦宪北击匈奴的战役,因功擢为赣榆令。后又任太尉西曹、安边节使等官职,主管幽州、冀州等地事务。永初元
是碑记述志主肥致事迹及相关人物史料。肥致,字苌华,河南梁县人(今河南汝州西南)。肥氏出于姬姓,《春秋列国姓氏表》载:“肥,鼓狄类而皆以为姬姓。”肥氏多出河北藁城及山西昔阳县一带。肥致为东汉方士,精于道术,拜掖庭待诏。掖庭令为汉代官职,《后汉书·百官志》第二十六载:“宦者掌后宫贵人采女事。”其隶属少府,掌管后宫婢使。汉代有道方士多因精通术数而拜待诏。碑文载肥致方术有三:其一,“舍止枣树”,能居枣树三
东汉灵帝建宁三年残碑,一九九三年出土,学者魏坚在《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一文中有对该碑墓葬作过记载。此残碑著录于西林昭一(著)、陈松长(译)《新中国出土书迹》及徐玉立《汉碑全集》。成武则在《东汉建宁三年残碑考》中对碑刻的内容、形制进行详细的描述。丛文俊在《包头汉墓出土残碑散考》中对此碑进行补释,并对书体式样、书者身份以及笔法与凿刻工艺等的学术价值,部分字采用篆体和装饰风气三方面诠释此碑的书法价值。
《景云碑》系吉林省文物考古所三峡考古队二〇〇四年三月在三峡库区云阳县旧县坪遗址进行抢救发掘时发现。此碑是东汉朐忍令雍陟为纪念七十年前朐忍令景云(字叔于)而立,称颂景云“政化如神”的卓越功绩。“朐忍”一词由来丛文俊先生曾予考证,“朐忍”为汉巴郡属县,晋改字为“朐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引阚骃云:“朐䏰,邱(蚯)蚓也。”又,《吴汉传》引《十三州志》云:“朐音春,䏰音闰。其地下湿,多朐䏰虫,因以
《王舍人碑》碑主姓名不存,方志未录,于史无征。由残存碑额及碑文可知碑主为王姓舍人(从事君之季弟也)。舍人,职官名。战国至秦时,舍人为权贵政客之依附者,与家臣、宾客类似,多为私属身份。及汉时,舍人逐渐走向规范化,为官设职位。颜师古《汉书注·高帝纪》载:“舍人,亲近左右之通称也。后遂以为私属官号。”碑主王某官至舍人,当为皇室或官宦近臣。而舍人这一职官,大多在具体部门中负责具体事务,唐人李贤注《后汉书·
北魏宗室《元苌墓志》,二〇〇二年春出土于河南省济源市。元苌,字于巅,河南洛阳宣平乡永智里人也。卒于北魏延昌四年(五一五),窆于北魏熙平二年(五一七)。北魏迁都洛阳后实行汉化,元氏宗室姻亲葬于洛阳北芒(邙)一带,志文多称为河南洛阳人。拓跋改元,一律以洛阳(或河南)为籍贯,详见孝文帝诏书。《元苌墓志》追记其世系,六世祖北魏太祖平文皇帝拓跋郁律、五世祖高凉王拓跋孤、祖襄阳公(拓跋乙斤)、父松滋公拓跋平(
《北魏高道悦墓志》,一九六九年出土于德州市,先藏于德州市文化馆,现存于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一九七九年秦公于《文物》发表论文对该墓志进行释读,其后学者对该志史实、书法多有研究。该志形制最具特色之处在于,此志石刻并非单志单盖,而是高道悦与夫人墓志合一,上石为高道悦志文,下石为高夫人李氏。高志称“故散骑常侍营州刺史高使君”,而夫人墓志以高道悦长子高辉官秩称“故伏波将军司空中兵参军高辉之太夫人”。李氏志前
《高昌墓表》,又称《吐鲁番砖志》,是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地区近百年中陆续出土的我国中古史上北朝至唐代的专为记录死者身世及其有关情况的墓葬文字资料。吐鲁番地区古称高昌,是高昌壁、高昌郡、高昌王国的所在地,这些砖志自称“墓表”,因此也称为《高昌墓表》。 吐鲁番盆地地处中西交通要冲,“丝绸之路”咽喉,是我国两汉王朝的屯垦重地,也是历代封建王朝经营西域的门户。高昌墓表与享誉国际学坛的“吐鲁番出土文书
志主解方保,字阿保,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出身行伍,终生司职军旅,在隋任殄寇将军、奋武尉、右屯卫步兵校尉等职。其生于西魏大统十四年(五四八),隋大业六年(六一〇)十一月十四日卒于醴泉里,葬于京兆长安福阳乡修福里之原,终年六十二。志中记述“齐窃山左,躬厕后旗”,当是指北齐据有山东地区,并时与西魏、北周发生战事,而志主解氏则在此时曾以“后旗”(或谓后军)的身份参与了对北齐的用兵,直至讨平北齐。志文复云
《杨文思墓志》,是千唐志斋馆藏的隋代墓志精品。杨文思出身于著名的世家大族弘农杨氏,其祖父杨钧、父杨宽均为高官显贵。《隋书》《北史》等史籍皆有杨文思专传,但文字粗略,只简单勾勒出杨文思的大致生平及仕宦经历。此志则以较长篇幅对杨文思一生的事功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记载,不仅佐证了史书中的相关史实,弥补了史书的某些欠缺,更重要的是此志丰富的内容反映了从南北朝向隋唐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纷争、融合的错综复杂的
墓志主人王女节,字修仪,琅琊王氏,历经南陈、隋、唐三朝,于贞观十年(六三六)七月七日离世,同年八月三日葬于雍州万年县义善乡兴寿里,享年六十五。依据墓志记载,其为东晋开国元勋、王导之后。王女节十二岁时嫁给了陈之皇族陈叔达。陈叔达在《陈书》《南史》《旧唐书》《新唐书》均有传。陈叔达,字子聪,陈宣帝之子,陈后主陈叔宝的弟弟,陈叔达被立为义阳王之后,王女节也被封为义阳王妃。此后,陈叔达历任丹阳尹、都官尚书
唐朝使者王玄策三次出使天竺,是唐代中印关系史、唐蕃关系史上的大事。王玄策的事迹在史传中记载甚少,近代以来才因中外学者的研究而为人所熟知。据冯承钧先生考证,王玄策在六四三至六四五年、六四七至六四八年、六五七至六六一年三次出使天竺。王玄策第二次使印时,中天竺帝纳伏帝国王阿罗那顺袭击唐朝使团,王玄策发吐蕃与泥婆罗国军队擒获阿罗那顺归朝诣阙,威震中外。王玄策后撰有《中天竺国行纪》十卷,又名《西国行传》《王
《冯师英墓志》,二〇一五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郭杜。因志主冯师英为初唐内府搨书人冯承素之父,故冯师英墓志与二〇〇九年出土的冯承素墓志一起,形成了对冯承素这位初唐重要书法家出土实物史料的佐证,填补了史书对冯承素及其家族记载的空白。 《冯师英墓志》与《冯承素墓志》详细记录了冯师英、冯承素父子的名讳、籍里、家世、官职、生卒等基本信息,对我们了解这一家族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墓志反映的诸多信
《冯承素墓志》,二〇〇九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志主冯承素,字万寿,长安信都(今陕西西安,一说长安下无信都,长安乃长乐之误)人。墓志志文记载了冯承素家族世系、生平经历、仕宦功业以及夫妻合葬原委。 冯承素生于隋大业十三年(六一七),卒于唐咸亨三年(六七二)。据此志所载,其曾祖冯兴,曾任北周膳部下大夫,掌管皇宫膳食;祖父冯伏,曾任隋益州通义县令;父冯师英,曾任唐左监门长史。冯承素历任门下省典仪、直弘文馆、
上官昭容墓志于二〇一三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邓村北唐昭容上官氏墓发掘出土。墓志保存完好,墓志盖篆书题“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志文近一千字,楷书,无撰文、书者署名。墓志对上官昭容世系、生平、安葬情况等信息作了记述,可补正史之缺,为研究唐史及上官氏生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上官昭容,名婉儿,新旧《唐书》皆有传。张说《昭容上官氏碑铭》《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等也对其生平、成就予以详细记载
《章怀太子墓志》为唐章怀太子李贤第三次被安葬时书制,时景云二年(七一一),李贤已故去二十七年,其弟唐睿宗李旦追封他为“章怀太子”,并与妃房氏合葬。墓志由李贤嗣子李守礼之师卢粲撰文,睿宗子歧王李范书丹。李范“好学工书,爱儒士,聚书画”,常招文士于其宅中雅集,赏鉴书画,即是杜工部诗“歧王宅里寻常见”之情景。李守礼和李范,自髫龄幽禁在深宫,长达十余年之久。卢粲,《旧唐书》列传归在儒学,他曾言雍王之墓尚不
《白休徵墓志》,书于唐开元九年(七二一)夏四月十九日,为银州龙川府长史白休徵并夫人常山郡阎氏合葬墓志,保存了唐代开元时期北疆军事驻防要地的史地信息及文化特色。 志主白休徵,字义感,太原白氏。曾祖晈、祖范、父成,不称官职,史籍亦无闻,志文所谓“并文武冠代,英声旷古”,当为谀墓套语,未足凭信。白氏家风崇文尚武,反映出毗邻后突厥汗国与回纥诸部的志主故里胜州文武并重的地域风气。“经史兼美,著术为业”,说
金仙公主,唐睿宗李旦之女,唐玄宗李隆基之妹,与玉真公主同出于睿宗窦皇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七三二)薨,享年四十四,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陪葬睿宗桥陵,同陪葬者还有睿宗诸女代国、凉国、鄎国公主。唐金仙公主墓位于陕西蒲城桥陵镇武家村东北,墓前存神道碑一通,碑系徐峤撰文,唐玄宗李隆基行书,今存碑上半部文字,下部文字已被凿损,不可辨识。《金仙公主墓志》为一九七四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出土,今藏陕西蒲城博物
《严仁墓志》出土于河南洛阳,该墓西南距偃师商城东北墙约一千五百米。此墓封门已被破坏,墓内随葬品被盗情况严重,墓志发现于近封门处。墓志盖四刹阴刻缠枝牡丹,盖顶篆书阴刻“大唐故严府君墓志铭”三行九字。此志原石题“唐故绛州龙门县尉严府君墓志铭并序”,正文部分刻有界格,志文楷书。据墓志记载,严仁,字明,余杭郡(今杭州)人,曾任洪州达昌尉和绛州龙门县尉。严仁是西汉大学者、辞赋家严忌之后裔。严仁曾祖严端,隋时
一九九七年十月,河南省偃师市首阳山镇砖厂在施工中发现一座唐墓,市文管会随即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这一受到严重破坏的土洞墓的甬道中,发现了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于公元七四九年撰文并书的《郭虚己墓志》。志石为青石质,保存完好,字体隽秀端庄,刻工精良,字口清晰。墓志志题下刻有“剑南节度孔目官、徵士郎、行太仆寺点厩署丞张庭询检校”。张庭询为郭虚己的僚属。 郭虚己(六九一至七四九),字虚己,太原人。官至工部尚
志主独孤氏,讳峻,为唐太宗李世民(五九八—六四九)之第三子吴王恪(六一九—六五三)三世孙李岘(七〇九—七六六)的夫人。天宝十二年(七五三)因病薨于魏郡官舍,志文由其夫李岘亲自撰写,并请好友徐浩书丹。除了夫家为煊赫贵族以外,其本人也出身名门。据黄琳《家世、婚姻、信仰:唐李岘妻独孤峻墓志考》一文指出,独孤峻出自独孤永业一支。独孤永业活跃于北齐、北周两朝,跻身朝政的权力核心。而永业子子佳,为隋淮州刺史、
《唐故睢阳郡谷熟县郑府君墓志铭》志主郑炅,系出荥阳郑氏。曾祖郑乾政仕隋,任左卫兵曹参军。祖父郑宝伦先为隋左骁军司马,贞观年间加朝散大夫、汧阳郡司马。父亲郑献于武后朝任左威卫录事参军。郑炅殁于开元九年(七二一),卒年四十五,可推知其生于唐高宗仪凤二年(六七七)。郑炅于弱冠时调补寻阳郡寻阳县尉,丁父忧服除后,授彭城郡彭城县尉,秩满授绥阳郡谷熟县丞,未之官而卒。郑炅娶于博陵崔氏,夫人曾祖为隋左武侍公崔牧
志主韦元甫(?—七七一),唐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京兆韦氏是唐代最为显赫的士族之一,汉唐以来,衣冠鼎盛,艺文人才辈出,《旧唐书·卷一百二·列传第五十二》论及韦氏家族:“自唐以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韦元甫以白马尉释褐起家,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累迁润州刺史、苏州刺史、浙江西道团练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等。《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五》有传,敏于学行、精于吏治、工诗文
志主郭湜,字凞载,并州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士,为唐高宗时期宰相郭待举之孙。郭湜家族显赫一时,其祖父郭待举进士及第,累迁黄门侍郎。高宗永淳元年(六八二)加任下平章事,位列宰相,并兼任太子右庶子。唐中宗即位,授左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可谓位极人臣。后因上书营救宰相裴炎而被贬为岳州刺史。其父郭泰素曾任秘书郎,后贬辽山丞(今山西省晋中市左权县),贬谪原因不详。 开元十二年(七二四),郭湜以进士及
回元观本为安禄山宅邸, 始建于天宝六年(七四七),位于亲仁坊的东南方,而在亲仁坊的西南隅曾为“睿宗在藩之第”,唐玄宗亦登基于此,在此兴建安禄山宅邸,足见唐玄宗对其礼遇之厚。“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国运盛极而衰。叛乱初定,安宅荒废,唐肃宗李亨将安宅“改作洞宫,谥曰「回元」”,“回元观”由此得名。 太和初年(八二七),回元观面临“廊庑未立,鼓钟未鸣,入者不得其门,游者不知其方”的境况,道门威仪向唐文
《王翊元夫妇合祔墓志》是唐王翊元与其妻李灵素合葬墓志,为目前李商隐唯一存世书迹。志主王翊元,两《唐书》无传,其父为王栖曜,仲兄王茂元为李商隐岳父。志文记载了王翊元协助平定卢从史之乱的诸多细节。关于王氏家族世系,依墓志记载,可知王栖曜应至少有五子,长子某、仲子茂元、三子某、四子翊元、五子参元。王翊元夫人李灵素,字内德,出自陇西李氏一族,其父官至赠仆射夷肃,王翊元于元和十五年(八二〇)卒后仍居住于夫家
主持人:叶培贵 对谈人:李刚田、陈洪武、张建会 时代背景与展览理念 叶培贵:各位老师都是『承续』大展的学术主持,在中国书协的策划、组织与统筹下参与大展的学术把关、作者选拔、作品评审等工作。关于展览的时代背景,还请谈谈高见。 李刚田:大展名字叫『新中国新发现书法主题大展』,中国书协将主标题确定为『承续』,应当是意在承继传统、审视当代、续接未来。『新中国新发现书法』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新的
陈洪武:当代书法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经历了四十多年蓬勃发展的历程,目前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阶段。如何充分利用新中国新发现的书法新资源,拓展经典,让当代书家拥有全新的审美体验;如何自觉肩负起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使命,不断引领当代书法创作一步一步走向深入;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思考和时代背景,中国书协策划举办了『承续:新中国新发现书法主题大展』,将时代精神与经典意识高度结合,艺文并举与学术建构高度
缘起 书法是文化的象征符号,时尚文化必然会作用于书法时尚,如思想观念、审美价值取向等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到书法风气,展厅则为其提供了一个集中展示的平台。任何展示,都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追风潮,与米芾批评宋代的『趋时贵书』和『古法不讲』有几分相似。不同的是,宋代书法最终由欧、蔡、苏、黄、米这样的文化精英鼎定乾坤,当代书法的世俗化则方兴未艾。客观地看,当代书法四十余年的发展与成就有目共睹,但积弊也多,如何
黄异庵(一九一三—一九九六),幼名宗贵,后名沅,字冠群,又字易安、怡盦,晚号了翁,斋名百词印斋。幼年即入海上书法名家天台山农刘介玉的门下,篆刻师从邓散木先生。为一代评弹名家,被周恩来总理称为『评弹才子』。 一 黄异庵十九岁拜师学评弹,自编自演《西厢记》,得力于其古文、诗词的扎实功底,一炮打响,在江南风靡一时。为了区别于说《西厢记》的前辈朱寄庵、朱兰庵父子,遂改名异庵。他在晚年的回忆中写道:『戏
苏州是江南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历代更不乏名人雅士,多崇文崇雅,喜文弄墨,蔚然成风。历史上产生了『吴门书派』『吴门画派』,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也产生重要影响。当代的吴门书法依然赓续文脉,蓬勃发展,名家辈出。黄异庵便是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已故老书家。黄异庵以评弹名世,另诗词创作功力深厚,亦擅书法,以行草书成就最高。先生乃名人雅士,身上自有一股文人的清逸之气。然这种特有的气质是性情所致,是学养
黄异庵,苏州人,原名已忘。少即聪颖,当大世界初开门时,他即以十龄童之名,当众挥毫作书,卖数角一件,颇负盛名。长大后娶名画家江寒汀之妹为妻,(江妹)以黄贫困,即另嫁人了。抗战第一年,黄因居于近上海之某县小客栈中,积欠房金无所出,乃告房主人曰:『本人尚有小技,能唱苏州滩簧及弹词,请设法借一乐器,如二胡即唱苏滩,如弦子则唱弹词。』黄告余云:『殆命中应作弹词艺人,所借得者乃一弦子也。』遂沿街卖唱,自编《三
摘要:《华时祯妻张孺人墓志》由文徵明书丹,墓志涉及历史人物众多,对研究文徵明楷书的流变以及华氏一族与江南文人的交游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摘要:目前所见甲骨朱书、墨书约有七十多片,本文选取其中典型甲骨片对比、研究,发现甲骨刻辞中的大字双刀类型更接近商代书法,商代书家已经较为灵活地运用藏锋、露锋等笔法,商代书家对章法布局的美观有所考量。
摘要:金石学人参与金石学事业无法离开相互之间的交游往来。清嘉庆时期朱为弼于浙江阮元幕府期间的交游活动,可视为金石学人往来之缩影。以朱为弼为主体视角的研究个案,有裨于明晰阮元幕府金石学人游幕时段的交游史实及艺术生态。本文以朱为弼为线索,以述学人游幕与金石学术之大略。
摘要:从书法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唐长沙窑诗文壶上的书法,由于其特殊的书写状况,如民窑书手的身份、书写后还需进行上釉烧制的工艺程序、作为商品装饰的书法的社会属性以及书法文本的诗学机制等,使其与历史上其他经典书法产生区隔,成为艺术史中『缺席的一页』。本文从格尔兹文化解释和地方性的观念角度,以书法研究的跨学科视野来展开对于长沙窑诗文壶书法『意义之网』的论述。
摘要:中国书法是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国际中文教育视域下的中国书法传播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也深化了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然而,现阶段书法的国际传播还存在传播效能不高、传播供给不够、传播内涵不深等问题,制约了中国书法的国际传播。鉴于此,应该加大统筹、多措并举,共同推进书法的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文化软实力。
国文字历史悠久,其形体发展至今变化无穷,诗圣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说:『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可谓知言。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是商代甲骨文,属于实用字体,而青铜礼器的铭文则是精心书写的字体,由此开始了长达三千余年汉字形体变革的历史。汉字的形体史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传统的说法是有篆、隶、草、行、楷五种字体,实际上文字变化纷繁复杂,远非这五种字体所能囊括。民国以降,学界就陆续有汉字变
活动 九月二十三日,由中国书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中国书协书法评论与文化传播委员会、湖南省书协、长沙市望城区委宣传部承办的『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推动书法守正出新—新的文化使命与书法评论研讨会』在湖南长沙望城举行。夏潮、孙晓云、叶培贵、秦国良、彭锋、袁济喜、王廷信以及中国书协书法评论与文化传播委员会等方面委员、专家参加研讨会。研讨会分两个阶段进行,鄢福初主持新的文化使命与书法评论研讨会。夏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