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激流三部曲》的总序里写到,“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没有什么东西会阻止它。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它最终会以排山之势汇入大海。生活的本质固然如此,所以他以“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为人生信条。由此,人们便理解了他为何花费大量精力当“义务编辑”,为何对“黎明”如此地珍视和怀念,为何在晚年依然清醒且痛苦地进行创作。 战胜生活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的
“能够拿几本新出的书送给朋友,献给读者,我认为是莫大的快乐。”说出这句话的,不是作家巴金,而是出版家巴金。 对大众而言,作家巴金“多产”“真实”,他的作品开风气之先,书写激情与苦闷,让无数读者在阅读中得到共鸣和鼓舞,懂了生命、爱与自由的真谛。然而,作为出版家,即使巴金已身为“文坛巨匠”,也仍需躬下身子,埋头扎进校样的纸海,处理各种琐碎、枯燥的细事,缝缝补补,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样的巴金,我们并不熟
未来的历史也许会同意这样的书写:出版家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小说家巴金同等重要。 小说家巴金经营的是作家个人的名山事业,出版家巴金则是通过他的辛苦付出让一代文化人大放异彩。作为出版家,巴金的名字可与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叶圣陶等人并列且毫不逊色。 然而,慷慨激昂的大历史叙事也会掩去很多具体的人的活动,如“巴金是怎么做出版的?”,这其实是由很多琐碎的细事构成的,也包含着诸多并不愉快的经
1935年8月,巴金结束了在日本的游历回到上海,应好友吴朗西、丽尼等人邀请,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由此开启了巴金正式作为文学出版人的新身份。 出版家巴金的编辑事业,是充满情怀和责任感的。围绕在其身边的同人,都是巴金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他与这些朋友的故事,缘起竟都与泉州密不可分。20世纪30年代初,巴金曾三访泉州,会旧友,结新知。尽管在其之后七十年的人生岁月中,巴金再未有机会踏足这里,但他多次在
躺在病床上还是挂在墙上,巴金会选择哪一种? 早在1999年,巴金术后“口不能言,身不能动”,与医院的病床相伴了六年许。在一次抢救后,巴金对侄女李舒说,自己想要“安乐死”。但术后的巴金也会说,“我是为大家而活的”。 2005年4月,巴金肺部经常感染;到了10月份,消化道开始出血,肾功能减退,小便明显减少,同时血压开始下降。据院方说,医院竭力抢救,最多时一天输血三百毫升,同时二十四小时做血透。
“只要找到篮球场,就能找到贺龙” 贺龙自幼尚武,喜欢体育锻炼,从小练就了健壮的体魄。 有一次,他的家乡洪家关请来了一位武术师傅摆擂台。没多久,不少对手就被这位师傅给摆平了。当贺龙跳上台时,大家惊住了,因为那时他还只是一个“愣头少年”。只见他双手抱拳施礼,口中称道:“师傅,我来讨教一两招,请赐教!”顿时,包括武术师傅在内的所有人,都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贺龙。开打之后,俩人一招一式,你来我往,你一个
年少时老三画画,老四望风;长大后,老三、老四成了世人口中妙手丹青的三先生和四先生。他们便是民国画坛的绝代双骄——吴镜汀与吴光宇。自双双毕业于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到自立门户办美院、带学生,兄弟两人毕生都以弘扬国画艺术为己任。 从割股疗兄到人间诀别,吴镜汀与吴光宇不仅是血脉相连的同胞,还是同好、同学、同行、同事,一辈子互相扶持,在家国风雨中惺惺相惜。 从中国画学研究会走出来的兄弟“画霸” 1904
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家族和巴库石油工业有着一段不解之缘。 巴库,在古波斯语中意为“上帝之山”,如今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的首都,而在诺贝尔父子移居圣彼得堡时,阿塞拜疆刚刚并入沙皇俄国的版图不久。“上帝之山”自然深得上帝眷顾,这片土地上的子民被赐予一份厚礼,那就是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石油。 巴库至今保留着诺贝尔兄弟当年开办石油公司的旧址和住所。这是一幢北欧风格的两层小楼,被当地人称为“瑞典房子”,灰色的外
彭敏,原名周镇宇,1918年10月出生于江苏徐州,毕业于扬州中学土木工程专业。一所中学为何开设土木工程专业?原来,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略者准备修建滇缅铁路,急需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起初,日本人打算在清华大学开设一个班,但嫌清华学制时间太长,就把这个班放到扬州中学,开设了两个专科班,一个是机械工程班,一个是土木工程班。 彭敏作为优秀学生,被选进铁路土木工程班就读。彭敏快要毕业的时候,学校准备把
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后,胜利女神的微笑已经绽放在整个欧洲,身为海军中校的伊恩·弗莱明把他亲手组建并屡立战功的30突击队安排在本部休整,他则随同英国海军司令部前往牙买加首都金斯敦,商讨如何应对加勒比海地区德军潜艇的威胁。 年底,连弗莱明本人也觉得胜利唾手可得了,他甚至已经起草好了解散30突击队的文件。于是,行前他特地带上自己的老同学伊瓦尔·布赖斯做向导,因为伊瓦尔在牙买加乡下有一处祖传的庄园—
2024年是京剧大师梅兰芳一百三十周年诞辰。值此纪念之际,苏州一家名为“开明大戏院”的剧场正在加速规划和整修之中。这座剧场与梅兰芳渊源颇深:1933年,为承办梅兰芳与众名角的义演,该剧场特意进行整修并重新开张。梅兰芳等人在此的演出更是轰动一时,共筹得善款一万八千五百余元。 除此之外,梅兰芳与苏州这座城市的其他故事也颇具传奇性,值得做一次深入追溯,以揭开一位京剧明星与一座文化古城的渊源。 苏州人
萧红于1933年初在哈尔滨开始发表小说作品,1942年1月22日病逝于香港,在她短短的三十一年生命里,不到十年的创作生涯,给我们留下了《弃儿》《生死场》《商市街》《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近百万字的作品。然而,萧红的处女作公开发表究竟是哪篇?是小说,是诗,还是散文?当今国内众说纷纭。1932年至1933年,我在哈尔滨当报社副刊编辑时,萧红曾用名张迺莹,笔名悄吟、田娣。我和萧军是刊发萧红处女作的当事
1968年底,无数知识青年听从时代召唤,“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这滚滚洪流中,北京姑娘路生梅满怀激情奔向了偏远的陕北小城佳县。作为当时佳县唯一一个科班出身的儿科医生,二十四岁的路生梅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在破败的窑洞中,扎下了根…… 继“中国好人”“全国诚实守信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医生”“全国三八红旗手”“最美巾帼奋斗者”等荣誉之后,2024年9月13日,路生梅又获“人民医护工作者”国
七 艺术家崇尚自由,尤其是心灵的自由,他们需要一个空间,一个不被打搅的空间,来释放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便要说到翟墨最初决定去航海的时刻。三十二岁那年,他在新西兰举办画展,机缘巧合,去拍摄采访一位正在躲避台风的挪威船长,对方无意中的一句话令他茅塞顿开,直触潜于内心、说不清道不明却又非常强烈的愿望。老船长说,你只要有一艘船,无须签证,想到哪里就去哪里,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拒绝一艘船靠岸补给,只需办理简单的
上海小囡的家乡烙印 时至今日,笔者脑海中经常浮现出自己采访郑佩佩的画面,她的亲切待人、朴实无华,她的低调平静,以及她的胸襟、见解、爱憎……无不说明她的涵养和人品。 郑佩佩是个1946年1月6日出生的上海小囡,小时候住在淮海路的飞龙大厦,后来搬到了武康大楼不远处的西班牙小楼。她称武康大楼为“九层楼”,她所就读的世界小学也在“九层楼”边上。之后,郑佩佩进入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这所蜚声海内外的上海市
卜键,文学博士,研究员,文史学者,专栏作家。中国海洋大学国家文化与旅游研究基地主任、特聘研究员,国家清史办原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已出版学术著作十九种,发表论文与文章三百余篇,主持《清史·边政志》、主编《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等。 本文作者沈悦苓,卜键妻子,曾任研究出版社总编辑。 卜键一直喜欢书,一直喜欢看书。他说,他曾因为看书,把父亲嘱咐的事项忘得一干二净,被父亲称为“狗脑子”。
杨绛 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我们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唯有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每一个日出日落。 ——杨绛 钱三强 1932年秋,就读于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的钱三强决心放弃电机工程专业,改学物理,并考入清华大学重读一年级。次年,父亲钱玄同别出心裁地写了“从牛到爱”四个大字送给他。对此,钱三强之女钱民协说:“这里面的‘牛’指牛顿,‘爱’指爱因斯坦。我父亲属牛,爷爷当时写下这四个
1926年,两份不同的报纸上同时刊出了在美国留学的高霭鸿的照片。左图刊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大陆报》(China Press),配文“上海姑娘,如今的美国校园体育明星”,溢满国人的自豪;右图刊在美国波士顿的地方报,配文“来自中国的高海伦(Helen Gaw)率领蒙特霍利约克女子学院排球队夺得好成绩”,同样为年仅二十岁的高霭鸿感到骄傲。并非偶然的是,左图中的高霭鸿身着一套国际范的运动装;右图中的她则身着
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1892—1973)以兼通中英双语的“中国通”作家之特殊身份,活跃于国际文化交流舞台之上。她虽出生于美国,幼年却一直在中国生活(随父母亲来到中国),这使得她在文学创作与文化交流层面有着得天独厚的“跨文化”优势。 由赛珍珠创作的,以反映中国农村生活为基调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当时一经面世,即备受西方读者的推崇与追捧。《大地》英文版于1
十分感谢《名人传记》八月刊,登载了《中国莎士比亚学研究的引路人——孙家琇》一文,使我的母亲孙家琇有生之年对莎学研究和教学所付出的心血与贡献,被当下更多的人所了解。 作者陈超就读武汉大学时,曾听闻中戏的孙家琇教授是国内的莎学研究权威,后在校友杨静远的回忆中又了解到孙家琇全身心投入教学等方面的诸多细节,更加深了她对孙家琇的印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陈超不忘初衷,辛苦搜集多方资料并撰写此文,不但使我们对
20世纪80年代初, 武汉大学的莘莘学子莫不珍惜改革开放赐予的机遇,读书、学习,意气风发,挥斥方遒。我就是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大卫·佩里教授的“莎士比亚戏剧”课堂上,第一次听到了孙家琇教授的名字。 那是一个初秋的下午,上课前两三分钟,佩里教授走进一〇二教室。教室不大,单门推进,先见左侧讲台,背靠黑板,面对两排木课椅。教授似靠非靠,站在讲台左侧,低头专注于手里的讲稿。全班不到十位研究生,大家也安安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