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希尔顿·L. 鲁特及其合作者所著《全球经济的颠覆性变革—复杂经济学的根源、结构与竞合》(以下简称《颠覆性变革》)一书,足以作为近年来兴起的复杂经济学代表性作品。特别是在将社会网络理论用于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分殊方面,可谓别开生面又发人深省。 一 《颠覆性变革》一书的序言是复杂经济学创始人,同时在技术经济学和系统科学方面亦有极高造诣的布莱恩·阿瑟所写,言简意赅,概括性极强。如果没有大块时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美国领导下,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主导性意识形态,其倡议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近数十年来高度影响全世界。然而,近年来美国政府不断推出违背这一范式的政策。最关键的是,拜登政府在成立后批判了华盛顿共识,并高调转向,于二0二二年通过了重大的推动绿能产业的《降低通胀法案》以及推动半导体产业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以体制的力量清楚宣示了这一轮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只
杜甫是中国众望所归的最大诗人。世界上也找不出比他更大的抒情诗人了。他一生留下一千四百五十多首诗。作品如此之多,成就如此之高,对后世的影响如此之深远,故一千多年来,其诗被称为“诗史”,其人被称为“诗圣”。一部《杜工部集》,是诗人的起居注、交游录,是地方的食货志、风俗通,是自然的草木谱、山水经,而尤其是大唐由盛转衰之际一系列政治、军事、社会事件的纪实。 杜甫一生的荣枯,与时代的命运息息相关,是唐代那
一 二0二三年秋天,美国康奈尔大学胡适讲座教授梅祖麟先生逝世,从此欧美汉学与中国语言学、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痛失一位良友。 梅祖麟一九三三年出生于北京,原籍江苏武进。父亲梅贻宝曾任燕京大学校长(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六),伯父梅贻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一九三一至一九四八)。一九四六年春,燕京大学结束了成都办学时期,迁回当时的北平。这年十月,梅贻宝几经周折,完成了在美国的工作,回到祖国的怀抱。当时作为高中生
摄影出现的一八三九年是“世界改变的一年”(杨小彦)。西方艺术史及与之相关的世界观和本体论从此彻底转变。 西方艺术史的理论基础是再现,用我们平时的技术术语来说就是写实,而训练的方法就是写生。所以我们从西方学院派的系统回溯到西方艺术史的源头,就会到达希腊的“模仿说”——无论是出于柏拉图的理论,还是从“美学”(aes thet ic/Äs thet i sch)的希腊词根“aisthetikos”(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现代建筑巨擘勒·柯布西耶(Le Corbus ier)在其宣言书式著作《走向新建筑》的第二版序言中写道:“现代的建筑关心住宅,为普通而平常的人关心普通而平常的住宅。它任凭宫殿倒塌。这是时代的一个标志。”与此同时,也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被逐出了真正的宫殿,他的小朝廷被迫从明清两朝营建数百年的紫禁城后半部分中迁出。早在十二年前,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紫禁城前半部,
一、聆音辨理 搞音乐的个个身怀绝技,能吵能闹,然而做起事来,有条不紊。呼啦啦拥进剧场,像一群打家劫舍的家伙,四处扫视一圈剧场外观,脱下外装,拿起乐器,调律试音,感受音效。在指挥带领下,翻开乐谱,将曲目掐头去尾溜一遍。随后,让满台横倒竖歪的乐器盒,消失得无影无踪,像打扫战场的士兵。临近演出,更衣换鞋,略施淡妆,独奏女演员不停忽闪着涂过润膏的长睫毛,男乐师则穿上熨好的白衬衫和黑制服,等待上场。 这
一 眼下,在更多时候,八仙桌不是作为废旧家具出现在大城小镇的旧货市场,就是作为不可估价的文物出现在或典雅清幽或人头攒动的博物馆、展览馆、民俗馆以及非遗馆。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家用器具,结实稳重的八仙桌的全面隐退,令人喜忧参半,说来话长。 将一张四方四正,八人就座的桌子称为八仙桌,与千百年来多数国人的伦理尊卑认同有关,还涉及指向长寿以及永生的生命观。在所谓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俗世的凡人习惯将自己比
一九八七年的一天,音乐学家考普(David Cope)像往常一样启动自己编写的算法作曲程序Emmy(“音乐智能实验”的英文缩写),然后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等他回到电脑前,Emmy 已经创作了五千首具有巴赫风格的乐曲。当这些乐曲在伊利诺伊大学演奏时,听众难以相信这是机器的作品。 为了验证算法作曲能否真正达到人类大师的水准,一九九七年,Emmy 与人类展开了较量。竞赛的规则是让几百名听众听三首钢琴曲
一九五三年,哈佛大学做了一项调查,在商学院即将毕业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学生中问了一个问题:你是否有目标。结果显示,84% 的人没有目标,13% 的人有目标不过没有写,3% 的人有明确的书面目标。十年后追踪,13% 群体的平均收入是84% 群体的两倍,3% 有明确书面目标的人的总体表现比所有97% 的人高出十倍,这就是“哈佛目标研究”。 耶鲁也做过这项研究。一九五三年,研究者对耶鲁的应届毕业生
旧约中《出埃及记》一卷,讲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法老的压迫、奔向上帝所许诺的乐土。摩西担负起争取自由的使命,成为在埃及寄居的以色列人的领袖和先知。他和法老展开一系列的缠斗,而所有这些情节的背后,都是上帝在筹划和安排。随后,以色列人逃至红海岸边,埃及追兵已至,自由的希望即将破灭,奴隶即将再次戴上枷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是以色列的上帝出手,分开海水,让逃亡者从海底的干地走过。 在早期教会和中世纪的
诺克斯《英雄的习性》(Bernard M. W. Knox, The Heroic Temper :Studies in Sophoclean Tragedy ,1964)一经出版,便为古希腊悲剧乃至古希腊文明研究提出了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为何,在荷马英雄已经隐退的古典时代,尤其,在英雄崇拜显得颇为过时的雅典民主时期,索福克勒斯还要使那些桀骜不驯、拒不合作的英雄作为绝对的主角大量出现在他的悲剧之中
一七六五年冬,北京。 杭州文士严诚、潘庭筠与朝鲜使臣洪大容展卷笔谈。严、潘二人对朝鲜人简素的衣着颇为好奇,问道:“贵国不着锦衣耶?”洪大容回答:“冬天远行,故亦着此衣,在家则不过着土产绵布而已。”若干年后朝鲜士大夫李德懋将这段笔谈录入《天涯知己书》时,还加上了一句犀利的吐槽:“东国非尚俭,全系贫耳。”看来朝鲜人自己也很清楚标榜“尚俭”,其实不过是借以遮掩贫穷。 为何朝鲜士大夫如此贫穷呢? 这一
在晚清官场,送礼是人际交往中的常态。当时有人作《一剪梅》一首,如此讽刺这种风气:“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京信,也就是外官写给京官的信函。由于外官需要打探京城的各种政治情报,囊中又有比较丰厚的灰色收入,定期写信笼络京官并送礼,早已形成不成文的惯例。炭敬,字面上即冬季买炭的“取暖费”,是当时最常见的送礼名目。各种笔记小说中,此类记载不胜枚举。不过,若要细究哪些官员送过或收过礼,礼的轻重
一九二一年,法国文学界最负盛名的奖项“龚古尔奖”,不是授予法国本土作家,而是颁给了一位出生于法属马提尼克岛,后来被誉为“非洲精神之父”的殖民地作家勒内·马兰(René Maran)。比马兰获奖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获奖小说《霸都亚纳》(Batouala )中那些对西方殖民者过度征税、强迫劳动以及试图让非洲人放弃自己的习俗和传统的谴责:“啊,白人来了!他们的恶毒和无所不知——这就是他们的可怕之处!”“文
围绕欧洲国家形成与建构的问题,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最终在“战争形成国家,国家制造战争”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无论国家因何目的选择战争,战争都使国家产生了提高资源汲取与社会动员能力的需求,并为此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制度与组织能力以达到这一目的;而未能提升国家能力的政治实体的命运则是消亡或被兼并。此外,另一部分学者则更为关注那些构成了西方世界崛起的关键的制度设计——如法治与代
以宋史为专业的虞云国先生,在近世学人与学术史的研讨上同样成就斐然。其二00九年出版的《学史帚稿》一书,即以评骘吕思勉、陈垣、陈寅恪三位大家的史学及其成就的文章最受读者欣赏。此后出版的《敬畏历史》《放言有忌》《三声楼读记》等随笔集中亦不乏探讨现代学人及其学术的篇什,刊载于《上海书评》而尚未收入各部随笔集的新作亦复不少。如今,这些新旧文章经过遴选、整合、校订,结为一部新著《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
罗马尼亚学者维克多·斯宾内的《九——十三世纪东欧和东南欧的民族大迁徙》(简称《大迁徙》,下引该书只注页码)主要叙述九至十三世纪匈牙利人、佩切涅格人、乌古斯人、库蛮人和蒙古人大迁徙的景况及后续影响。作为研究前现代欧亚大陆民族迁徙问题的知名作品,它从一九九五年面世以来便已再版多次,尤其是以材料的丰富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而令人称赞。作者搜集编年史、地方志、人物传记、兵书、碑刻、古钱币、古建筑群遗迹的信息
百岁基辛格驾鹤西去,留给世界的最后一本著作,是一本破圈之作《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它的扉页上印着献给“南希”——基辛格的妻子,内里却更像急于交付给全人类的读本,以便我们和南希一样可以看“透”人工智能,从而看见未来。 信使基辛格 写作本书之前,基辛格也从没有预想过自己会去写一本科技著作。写作本书,对他来说,是偶然的、计划之外的事。六年前,一位人工智能专家邀请基辛格出席一次人工智能讨论会,基辛
努斯鲍姆是美国当代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其早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与伦理,近年日益关注公共事务,其最近的一本著作是《为动物的正义:我们的集体责任》。这是一部爱心之作,既是为了纪念她的为动物法律组织“动物之友”担任律师、英年早逝的女儿,也是为了“所有鲸”,即以鲸为代表的各种感受性动物。为此,努斯鲍姆深入到“动物世界”,吸纳了近年对动物的诸多研究和新知。她的这部著作对我们提升对动物的道德敏感性
一 为什么要探讨犬儒主义?对此一个简单的回答是,犬儒主义虽然是古希腊哲学中的异类,但是经过两千五百年的演变,犬儒主义的现代形态——“狗智主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病症,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现在都是狗智主义者”:思想上看穿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行动上却毫不犹豫地迎合它,因为只有迎合才有爆米花和绿豆汤。 从犬儒到狗智,这种变化是如何完成的?犬儒主义对于现代人仍有启示意义吗?我们能否摆脱狗智主义,想
中译本新近问世的《约翰生传》里,作者鲍斯威尔除了实录老友的隽语懿行,也记载了约翰生不太光彩的一件事。事见一七五一年一节:那时,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弥尔顿,声名正如日中天。却有个名叫劳德(William Lauder)的中学老师,连续撰文讨伐前辈诗人,举文本证据,指责他在史诗《失乐园》中,剽窃了多部近代诗作。这件事立即成为当时文化圈的热点。批评家约翰生博士,也对劳德的打假伟业颇为支持,甚至为檄文结集而
明代四大奇书,无一写文人圈内事。闲斋老人为《儒林外史》作序,对四大奇书颇有微词,至诋《水浒传》《金瓶梅》为“诲淫诲盗”。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话儿不提朴刀杆棒,长枪大马。”文人谈情说爱,老乡没兴趣,宁看舞枪弄棒。 儿时,有一种游戏叫“拍洋画”。“洋画”上的人物,多出自《三国》《水浒》,小孩经常为“谁更厉害”争得面红耳赤。林冲、武松、鲁智深,要功夫有功夫,要义气有义气,已近武侠。 暴力分
驳壳枪,又称盒子炮、匣子枪、大镜面,是一种半自动手枪,在过去一百年的中国战争史上深受欢迎,但这个词的来历一直模糊不清。顺便给顶好的一种大型新工具书求个疵:黄河清编著《近现代汉语辞源》将这个词解释为“手枪的一种, 外有木壳”,引证的语例来自郭沫若的两部文学作品。作为别称,编者又列出四个子条“盒子炮”“自来得手枪”“木壳枪”“壳枪”。其中“木壳枪”的出处为“一九三三年《世界汉英辞典》:木壳枪,Maus
晋悼公继晋厉公即位,《春秋》记厉公被杀在鲁成公十八年春, 二月,晋人迎公子周归晋即君位,是为晋悼公。依周礼,新君即位改元在来年,即当鲁襄公元年。但清人钱锜《左传札记》说晋厉公卒在前年,即成公十七年,悼公改元应在十八年,故以成公十八年为晋悼公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从钱说。然《春秋》从告辞,晋人以成公十八年厉公被杀来告,故《春秋》从告辞,书于成公十八年。此外,《竹书纪年》亦记晋厉公卒在周简王十三年
东汉辞赋家赵壹,汉阳郡西县人,《后汉书》有传。灵帝光和元年(一七八)为上计吏,得到司徒袁逢、河南尹羊陟赏识,名动京师。西归后,“十辟公府,并不就,终于家”。 赵壹生活在桓灵之世,见郡士梁孔达、姜孟颖“慕张生(张芝)之草书过于希孔、颜”。后学之徒,竞慕杜度、崔瑗草书,“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又见张芝“褒杜、崔,沮罗、赵,忻忻有自臧之意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免得别人不把你当回事。
现在许多人照相必开美颜,这一点我感到特别困惑。 照相的目的一是用于办证件,二是留下自己的倩影,三是记录自己的成长历程,四是记录自己的行踪,留下美好的回忆。 办证照相由不得自己,不仅不能美颜,还不能化妆,不能戴眼镜,要尽一切可能原形毕露。 其他三种照相都操之在我——我的相机我做主,我的脸蛋我做主,我的姿势我做主。照相一定要打开美颜,妆容一定要精致无比,pose一定要仪态万千,总之,要尽一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