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实为虚 从数字货币、数字金融到数字经济,从数字城市、数字国家到数字社会,从数字管理、数字策划再到数字思维,数字正以其超神奇的魔力,对整个世界进行颠覆性的催化或进化,试图改变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是现实的存在,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也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凡有可表达的词语形式,加上“数字”这个前缀,它们就有可能变化成现代感超强且未来时空无限的全新事物。 这就是所谓的数字化时
元丰七年(一0八四),苏轼左迁汝州时经过九江,与友人同游庐山。瑰丽壮阔的山水引发逸兴壮思,他写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千古名句,指出认识事物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在二0二三年用英文出版的《上海的智能手机与老龄:从文化革命到数字革命》(下文简称《上海的智能手机与老龄》)的导论部分,王心远引用此诗,表明其研究思路与方法。她指出:人类学家的工作从来不是寻找“真面目”,也不是站在远处来获得客观
一九二三年,社会学家陶孟和曾写道:“士的阶级是中国问题的一大枢纽,解决了它就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部分,救济了士的阶级就是救济了中国,至少也可以救济我们,使政治上较为清明。”杨国强最近出版的《两头不到岸: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就是以重构士的阶级的前世今生和新陈代谢为理解清末民初中国的一大枢纽,该书以科举停置对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作为关键问题,重点讨论了科举、学堂、新学生、大众媒介
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已经沦陷的香港,宵禁中黑夜格外漫长。两位滞留在港的朋友无事可做,只能在黑暗中长谈等待黎明。其中一位是知名报人、《光明报》经理萨空了,当时他正在读英国报纸发展史,于是顺便谈到中国“最早的报纸”,在萨空了的记忆中,那应该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启蒙画报》:“这个画报灌输了许多科学常识给我,像瓦特因为水沸发明蒸汽机,世界人种的分类,五大洲的形状,我都是由该画报而知道的……《启
胡适可能是现代中国对演说兴趣最大的知识分子之一,尤其在留美之后。一九一一年夏天,刚到美国不满一年的胡适就和友人一起成立了“中国演说会”,组织志同道合的中国同学一起切磋技艺,专门练习中文演说。事实上,翻开胡适“ 康奈尔时期”的日记,除了“打牌”以外,“演说”堪称其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活动。上至总统下至同学,胡适不仅热衷于现场聆听各类演说,更是积极的亲身实践者。据他自己统计,在三年中,他一共做了七
“‘欧洲计划’是一个和平计划”,这是一句在欧洲研究领域中广为人知、常被使用的话。这里的“欧洲计划”指的是“二战”之后的欧洲各民族国家超越几百年的战争、冲突,联合起来建立的一个所谓“欧洲联盟”的宏伟计划。相对于过去残酷的欧洲战争史,这一计划的确是指向和平的,著名欧洲研究学者蒂莫西·加顿艾什在描述现代欧洲层面的整体认同时,就用相对于过去的战争、纳粹主义和屠杀来描述欧盟对今天的“欧洲人”意味着什么。但“
二0一六年六月十六日的清早,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基什(Gich)村庄被一群手持棍棒的人包围了,他们是塞米恩(Simien)国家公园的护卫,任务是把这个位于三千八百米海拔的、有两千五百零八名村民的村庄迁走。村民只得配合,当晚,他们被重新安置在三十五公里以外的城市。当他们被强迫搬走之后,邻近村庄的人来到这里搜刮一空。基什人不得不适应城市生活,有村民说:“我受不了了,要么死,要么回去。” 塞米恩并非孤例,
洪子诚这些年连续问世的关于文学阅读的书籍颇令学界瞩目,如《我的阅读史》《读作品记》《阅读经验》《文学的阅读》等,都对“阅读”有着集中的思考。“阅读”二字无疑构成了这些著述的关键词,值得从学理上进行各种深入的总结。这些著述不仅呈现了洪子诚个人化的阅读历史,和他所代表的一代学者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阅读经验,同时也提供了“阅读观”乃至“阅读本体论”,堪称是关于“阅读”本身的书。 李云雷曾经指出洪子诚“对个
一 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前后两种自传《西潮》和《新潮》,近年常被合在一起出版。我读《西潮》每每觉得写北大的文字太少,新星出版社版《西潮·新潮》前冠有马勇先生导读,长达七十余页,为我们提供了背景,补充了内容(以下简称“导读”)。我的阅读,有两个地方感到模糊,一是一九三0年底他辞去教育部部长的原因;一是抗战军兴,三校南迁,如日中天的北大校长蒋梦麟何以没有成为西南联大的主帅。 韩戍《〈西潮〉之外》(《读
冈田武彦酒祭阳明“落星”之处 一五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王阳明(一四七二年生)落星(去世)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青龙铺。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日本学者冈田武彦( 一九0九至二00四)带领的王阳明遗迹探访一行在王阳明落星之处青龙铺码头祭奠亡灵。 这是冈田为了完成其生命之作《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六次“追星”——踏着王阳明足迹进行实地考察——中的第四次,也是格外沉郁的一次。此时,江水
新近发现的《猎兔》(The Hunttyng of the Hare )或为现存唯一记录杀手兔暴力行径的中古英语叙事诗。该作品目前仅见于一份抄本,该抄本藏于苏格兰国家图书馆,抄本按发现者被编目为Advocates MS 19.3.1(因抄本的主要抄写者名为理查·黑格,该抄本也被称作“黑格抄本”),抄本制作于英格兰中部地区,完成时间大约是一四八0年。黑格抄本是一部作品选集,由九叠小册子组成,每一叠包
如果国内有一个关于简·奥斯丁的读书小组,那么黄梅就是最为理想的带读人。无论是她给《简·奥斯丁的教导》作序,还是和学生龚龑合作出版《奥斯丁学术史研究》 (著)和《奥斯丁研究文集》( 编选),都显示了很高的水准。新作《奥斯丁问题:“方寸象牙”上的群己之思》,是她奥斯丁三部曲中的收官之作,副题中的“群己之思”使读者联想到严复所译《群己权界论》,预示此书将涉及社会语境下的自由以及与之相关的何为幸福等话题。
岳永逸的新著《终始:社会学的民俗学(1926—1950)》(以下简称《终始》)与其《土著之学:辅仁札记》《“口耳”之学:燕京札记》,构成“历史的掌纹”三部曲。后两部关注的是folklore 这一研究路径,侧重于文学和历史学的民俗学;《终始》则聚焦于folkways 这一研究传统,着重发掘被历史尘埃淹没的社会学的民俗学。 相比于惊涛骇浪,暗流涌动更让人着迷,因为它充满了未知与无形、遐想与冒险、危险
近四十年来,随着贡布里希、潘诺夫斯基、沃尔夫林等欧美艺术史家经典著作中译本的陆续出版,西方艺术史在汉语世界渐渐变得清晰明朗起来。其间,作为方法论,它们也很快渗透到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并开启了诸多新的视角和理路。这些译著大多来自德奥和英美,相比之下,亨利·福西永、安德烈·沙斯泰尔、于贝尔·达弥施、路易·马兰、达尼埃尔·阿拉斯、维克托·I. 斯托伊奇塔、乔治·迪迪- 于贝尔曼等法国艺术史家的论著虽然也
一七七三年十月八日,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一辆马车载着狄德罗进入圣彼得堡。一直到一七七四年三月五日近五个月的时间里,这位启蒙哲学家多次穿过“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对他开放”的那扇通往叶卡捷琳娜私人房间的门,与这位女皇对话。启蒙理念与开明专制的这次亲密接触,是启蒙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但是,尽管关于叶卡捷琳娜和狄德罗的传记都会或多或少提及此事,长久以来却一直没有专门讨论这一重要事件的专著,直到法国历史学
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举办了一场题为“过去即异邦”(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的辩论会。活动的主办方是“人类学理论辩论社”,由英国人类学家蒂姆·英格尔德(TimIngold)于一九八八年发起,每年召集不同学者就一个人类学理论问题进行辩论,到一九九二年已经是第五届。然而,较之前几届的论题——“社会人类学是具有普遍性的科学,或什么也不是”(一九八八
据路大荒著《蒲松龄年谱》,蒲松龄虽出身读书人家庭,但家境贫困,自幼便知生活不易,临近中晚年,更是感同身受,知民生多艰、生命无常,因此,他做了很多有利民生的具体事情,比如编写一些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小册子——《药祟书》《农桑经》《日用俗字》《婚嫁全书》(佚失)等,帮助山村人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跟只读圣贤书、一心求功名者相比,蒲松龄大不一样,他是真正富含同情心且力尽所能帮助百姓的读书人,是“
二00七年,世界银行在其主题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用来指一些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停滞不前,人均国民总收入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徘徊,迟迟无法越过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报告发现,“二战”结束后的五十多年里,全球一百零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仅有十三个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而其他国家,例如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
一 重大经济危机的出现常常会波及一国公共秩序的维护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考验当政者维护国家自主性和国家治理的能力。这种自主性和国家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国的财政汲取能力。 在一项专题研究中,和文凯通过历史视角的制度分析,考察了英、日、中三个早期现代国家各自的分散型财政体制得以运行的条件,以及遭遇非常规危机时的应对策略(《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英国、日本和中国》)。当既有的分散型财政制度无法
“五十多年前,在那片戈壁滩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矿,随后很多人从各地来到了那里。他们架起各种大型机械不停地往地下挖,直到把那片荒凉的戈壁滩挖得灯火通明,兔走狼奔。当年怀着建设祖国大西北理想闯进无人区的时髦工人们,在那里生根发芽。”这是民谣乐手张玮玮与郭龙在演唱自己的专辑《白银饭店》时一段描述自己家乡甘肃白银的开场白。他们感性的文字隐秘地点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征:在国家力量的指挥棒下,来自五湖四海的工
一 一五七三年前后,一位商人结束了半生漂泊,回到他位于徽州府休宁县的家乡。像千千万万的徽州男性一样,他老早就出去做生意,足迹遍及湖广、江南。在漫长的商业生涯中,他始终保持着自己最深的爱好:数学。 这位徽商名叫程大位(一五三三至?)。他自幼就对数学感兴趣,经商期间更遍访名师,广搜数学著作,积累了许多资料。回到故乡之后,程大位用二十年时间编成一部十七卷的数学书,于一五九二年出版,题名《直指算法统宗
自一四0一年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以“日本国准三后源道义”的名义向明朝遣使正式恢复官方通好开始, 截至一五四七年大内氏派出的最后一次遣明使,日本共向明朝派遣使节十九次。日本与明朝的官方交往意味着重新回归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以朝贡国的身份往来于明朝。由于明朝实行薄来厚往的朝贡政策,赏赐礼品的价值远高于贡品,且在朝贡过程中还可以进行贸易,故朝贡国往往将朝贡作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贸易活动。日本遣明使
假如从乡下考来北大的男孩在未名湖畔见到一个优雅美丽的北京姑娘,男孩从此念念不忘,而对方也多少有意——那么这会成为怎样一个故事呢?《三四郎》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三四郎》是夏目漱石在一百多年前的一九0八年发表的报纸连载小说,连载于东京、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九月一日开始,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束。当时日本的学年不同于现在,是从九月开学。于是读者得以实时跟随男主人公三四郎的脚步进入大学校园,和他一起邂
语出《儒林外史》第一回。 “儒林”,本指以经艺取仕的读书人,自《史记》以下,历代正史多有儒林传,“外史”的意思是非正史。 中国四民士为首, 士从武士变文士,有“文人”“士大夫”一类身份之称,俗话只叫“读书人”。读书人,只有考取功名,才有资格做官;没有功名,就没有出路。这种身份很“中国”, 英语不好翻,说是“官员”(official),只是候补;说是“学者”(scholar),只是官迷。 此书
襄二年《经》:“郑师伐宋。”《传》:“郑师侵宋。”何《经》 《传》异文?《传》例:“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杜注“伐”曰:“声其罪。”注“侵”曰:“钟鼓无声。”伐为鸣钟鼓讨有罪之辞,侵是寝其钟鼓,潜入其境,是见伐重于侵。伐为张大旗鼓,声讨有罪之辞。郑人实不鸣钟鼓而侵宋,而《经》书“伐”者,杜预说是从赴告之辞。据《左传》,郑人伐宋,是奉楚人之令。楚命郑讨宋,郑不得不讨;不得不讨,心下不愿
换位思考,你换位了吗?
公司打桩进度一直很慢,程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连日来寝食难安。 看着他忧心忡忡的样子,同事们都笑他皇帝不急太监急:“又不是今天才变慢,公司从来就是这样打桩,睡不着觉的应该是老总,哪用得着我们咸吃萝卜淡操心?” 是呵,程峰只是个青年技术员,相当于大学里的“青椒”,有他不多,没他不少。老总都不知道有叫程峰的职工,更别说多看他一眼了。 “受人之聘,尽己所能”,父亲的反复叮嘱,成了程峰的为人信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