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吴谢宇弑母案,自见诸报端,引发强烈且持久的反响。在该案的所有报道中,《三联生活周刊》发表的《吴谢宇:人性的深渊》(二0二三年第九期),无疑是最全面、系统和深入的。它从家庭史的思路出发,围绕吴谢宇、谢天琴(吴母)、吴志坚(吴父)及其核心家庭最为密切的社会关系网络,展开叙述,给予读者极大的冲击,呈现出一个颇具症候性质的“事件文本”。就如陈映真《人间》杂志当年关注少年汤英伸杀人案,素来关心思想与
钱玄同去世半个多世纪后,他的文集才得以出版,那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记得我曾帮编者请张中行先生为文集写过序言,那是篇很好的文章,文字有着古朴之气。张中行是钱玄同的学生,自然了解前辈一些细节,所涉旧事也是清楚的。近百年的学术思想有时处在一种反转的状态,复古思潮与激进主义是相伴而生的,钱玄同也是这个漩涡里的学者。今天研究界的许多人,对于“五四”学人的激进主义是颇有些微词的,像钱玄同这样的人,无论文
一 臧仲伦先生辞世,转眼快十年了。 那是二0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收到乃娴小妹发来先生辞世的消息,我一时泪落不止。上完连堂四节课,没顾上吃午饭,便打车前往承泽园。不知为什么,我习惯性地先去了花市,买了一大束紫罗兰。我知道臧先生爱花,每次去看望都会带花。有一次去云南旅行,我专门带回一大束紫罗兰送给他,插在花瓶里,淡紫色的花蕊,泪滴一样垂落。臧先生见了,欢喜得像个孩子,他说,紫罗兰是爱与美的象征
近年来,秦汉史学者以出土文献为倚重,依据出土文献对具体问题做考证性研究,有许多新的突破,但也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之弊端。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着眼于秦汉时代的重大问题,揭示秦汉历史结构性变化的研究,变得不那么常见。这中间,相比于秦史、西汉史的较受关注,东汉史研究更为冷清,除了据东汉简牍文书所做的零星讨论外,少有长足推进的成果。在这种背景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张磊夫(Rafe de Cresp
《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中有一方“王导墓志”,志主并非人们熟知的琅琊王氏那位奠定东晋百年基业的“江左管夷吾”,而是北魏后期世事沉浮中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他出生于刘宋的边荒,在门阀政治下,他的一生原本不会有走到时代舞台中央的机会。但阴差阳错,在这个时代最惊心动魄的场景中,都有他若隐若现的身影。 王导生于刘宋泰始二年(四六六),死于北魏武泰元年(五二八),传世文献中没有关于他的任何记载。如果不是他的墓志
一 在迪尔伯恩出版社推出的《现代法国思想百科全书》(二00四)中,二十世纪被安排进一百七十位法国思想家,算上关键主题或理论,条目更有二百三十多个。在这张清单上,萨特、巴尔特、福柯、拉康、德里达、德勒兹、布朗肖、布尔迪厄等响亮的名字给人目不暇接之感,“神话”“话语”“欲望”“他者”“解构”“身体”等时髦概念比比皆是,涉及哲学、政治、社会、历史、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又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晚近所谓
一六二六年,培根在其遗作《新大西岛》(New Atlantis)中描述了一个由科学主宰一切的理想社会,这是一座坐落于秘鲁以西太平洋上的岛屿,被迷途的欧洲船队发现。小说中,培根以大量的篇幅详述了属于统治机构的贤者组织——所罗门之宫。作为指引国家的“明灯”,这是一个由一系列人、事、物所组成的社会网络,其宗旨是“探讨事物本原和它们运行的秘密,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尽管内部法律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大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人们开始用“北清”或者“清北”来简称两所著名的大学。我一九九四年考入北京大学,一直到七年后硕士毕业,在此期间似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这两所相邻的大学放在一起时,不是“北大清华”,就是“清华北大”,没有进一步的简缩。但近十年,进一步简缩的“北清”或“清北”一下子冒出来了。起先,我并不在意,等到参与了一些跟高中打交
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是推动传统文科更新升级、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的重要路径。我从本科到博士读的专业都是历史学,毕业之后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系任教,成为政治学专业的教师。我为“大二”和“大三”的学生设计了“政治学+ 历史”三部曲课程与导读计划,开启了一场带政治学专业本科生阅读中国史的奇妙旅行。 首先是围绕核心知识的课程和阅读。“政治学+ 历史”三部曲课程的第一部是 “中国政治制度史”,这
二0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著名历史学家林家有先生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六岁。笔者曾通过网络在旧书店购买到一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下文简称“民族所”)参与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工作的往来信函以及相关文件,其中有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制图组、南京大学历史系、云南大学四个协作单位之间往返信函三十七封。这些信函中有六封信函或收信人为林家有,或信中请林家有帮助处理绘图工作相关事项。据此可
《毛诗大序》那段极其华丽的文字千百年来不断为人传颂,似乎说明了诗的来源、本质和功用,然细考之下,亦未必尽然。朱子曰:“《小序》大无义理,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朱子语类》卷八十)《大序》多半同样如此,方玉润谓之多采《乐记》之语,“纯驳参半”(方玉润:《诗经原始》)。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诗言志”? 第一,诗歌之为个体情志的外发,自然不成问题,但并非所有的诗都由此而来。对于“风”(至少
不知不觉间,日本政治经济思想史学派已历数代。在这一领域,日本学术一如既往地自成一体:与欧美学界过从甚密,却又若即若离。坂本达哉的力作《大卫·休谟与亚当·斯密:一种日本视角》呈现出的便是这样一副面孔:不闭门造车,却成一家之言;通篇词严义密,偶能翻空出奇。在经济思想史领域,日本高校从来不是国际学术中心,但日本学者从来都走在世界学术前沿。 近二十年以来,思想史的治学工具不断更新换代,研究范畴也东渐西被
如今的世界经济,早已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全球化”精细分工带来的发展红利几乎惠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任何国家都已不再可能脱离国际经济体系而单独存在;同时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摩擦不断,“逆全球化”之论不绝于耳。无论是国家战略还是具体政策层面,各国在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在竭力寻求新的机遇。 其实,“脱钩”在人类历史上并非初次呈现,相似的情形就曾经出现在不足百年以前:从“一战”爆发到“二战”之后新
在《偶像的黄昏》(一八八九)中,读过其母亲和妹妹拥有的《米德尔马契》译本的尼采为乔治·艾略特专辟了一个小节,嘲讽其为维多利亚时代典型的英国式“道德主义小女人”(little moralisticfemales à la Eliot)或“蓝袜子女学究”(blue stocking)——本已艰难摆脱基督教的上帝,却又缺乏超脱基督教道德的勇气,这种英国知识分子布尔乔亚的一致性就在于,他们每次从神学中解放
一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日,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丈夫早早结束了在修士邸的跨年活动,启程回到了伦敦的霍加斯出版社。五年前的三月,他俩一起创立了这家出版社。弗吉尼亚·伍尔夫打算在这一年的三月,首次在自家出版社推出自己的小说《雅各布之屋》以示庆贺。这部小说早已完成,她也早早给自己定下了进一步的写作计划:撰写书评,写作传记,动手写一部名叫《论阅读》的随笔集。此外,她还刻意指出:“我敢说,只要我一开始动笔写《论
清朝,尤其清后期是变动不居的时代,社会各阶层思想观念激荡中触及的制度溯源,在社会空间里多层次多角度地借文学的各种体式得以舒张。于是,在东西方思想的碰撞和传统与现代观念的交汇中,一方面,文学思想、文学观念乃至语言文字都在渐进式地改变;另一方面,变局中士人所具有的使命意识、文学担当与民族身份在其思想意识中重新整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得以明晰和强化。多民族的文学交融映射出他们的心
查尔斯·詹克斯作为第一个将后现代主义引入设计领域的建筑理论家,创造性地把复杂科学理论及符号学引入建筑理论和设计,运用双重代码将建筑规定为一种公共艺术,强调建筑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同时也要能动地介入到社会生活中去,避免了现代建筑单调、枯燥、缺乏交流的窘境,从而实现建筑的艺术价值和政治意义的双重统一,为后现代建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影响力持久而广泛。 詹克斯在《现代建筑运动》一书中明确提出把建筑艺术与
古典语文学家丹尼斯顿(J. D.Denniston)曾在其《希腊散文风格》中发出喟叹,“希罗多德是希腊文学中不可解释的现象”。希罗多德的《历史》确实是一个待解之谜——而这正是希罗多德的迷人之处。初次阅读《历史》的现代读者难免产生一种印象,即此书与叙事逻辑清晰、条分缕析的现代史书极为不同,除却极为杂多的人物(据统计,《历史》中人物多达九百四十位)、地理、政权、风土、逸闻之外,其前后交杂呼应的叙事也极
马克·吐温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押着同样的韵脚。”纵然黑格尔曾放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人们阅读历史的需求与渴望却未曾有过衰退。在这样的追求下,历史知识如何打通科普与学术的界限传播,给读者兼具严谨、趣味的双重阅读体验,重要性不言而喻。韩昇的新作《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是近期广受关注的一部面向公众书写的历史学作品
汪曾祺在他那篇回忆西南联大生活的著名文章中提到过一个有趣的细节:他在“西洋通史”课上提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地图作为作业,老师看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何兆武在《上学记》中也回忆了在“西洋近代史”课上,任课老师要求选课学生一个学年画十二张欧洲政治地图,以便在短时间内迅速熟悉欧洲国家的政治区划。两位文化名人共同提到的这位要求画地图的老师,就是民国时期从事西洋近现代史研
一九五五年孟冬,耳顺之年的钱穆前往日本考察,此为其生平第一次走出国门。近代以来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海内外交通日渐便利,人物与思想的跨国交流成为常态,从中外学术关系的密切程度来说,任何一本土学问也具有相当的国际性,自不待言。钱穆被视为传统学人的典范,其学术植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然其视野绝非囿于本国,中年以后,论著中纵论比较中西文化之处颇多,并以此追索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前途出路。其实,从青年时代起
二0二三年是黑色幽默文学的开山之作《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 )作者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百年诞辰。该小说之所以被世人铭记,是因为其呈示出一系列悖论式的寓言。比如,根据“第二十二条军规”,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任务,但这一特权须由本人提出申请;而一旦提出申请,恰恰证明你是一个理性的正常人,结果还是在劫难逃。同时,军规还规定,飞行员飞满二十五次任务即可退役回国;却又强
一 公路旁边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经现场确认,遇害者为中央大学女教授萨芭。这是印度电影《宿敌》的开局。 在随后学生为萨芭举行的吊唁会上,从当天第八个饭局中匆匆赶来的副校长甚至记不住死者的名字。他的傲慢冷漠以及“受害者有罪”的逻辑激怒了在场的师生。学生举行抗议,并引来了警察的干预,这时副警司萨詹·库玛出场了。他承诺:三十天内将杀害萨芭的凶手缉拿归案,抗议就此平息。另一方面,案件的侦查也有了进展。
中国小说,讲史类最发达,代表作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类作品,千军万马,场面宏大,突出的只是一帮狠角色,即所谓“英雄”。“英”者,本指草木之华,引而申之,则指人中精英,异乎常人;“雄”者,本指雄鸟,引而申之,则指一切雄性。男人,也叫“汉子”,“英雄”,俗称“好汉”,一水儿都是男人。 这词打哪儿来?最早见于《六韬》。《六韬》属于《太公》。《管子》有“巨雄”,类似“英雄”。此语又见郭店楚简《语丛
西汉有草书,东汉许慎《说文序》已有“草书”之名。章草之名始见南朝宋虞龢《论书表》,记王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相拟类”。并记刘宋内府所藏“二王”书迹有“纸书飞白、章草二帙十五卷”。 章草之所以得名于“章”,历代众说纷纭。启功《古代字体论稿》归纳为五说:汉章帝创始说,汉章帝爱好说,用于奏章说,史游《急就章》说,与章楷的章同义说。启功认
《读书》二0二三年第十二期《宋画中的茶器》一文中提道:“扬之水《两宋茶事》讨论点茶与煎茶之别,认为石铫是唐代煎茶用具,而银瓶则是宋代点茶的器具,茶器不同而烹茶之法迥异,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因此刘松年《撵茶图》所绘饮茶情景,忠实呈现了唐代煎茶的场景。”所谓“石铫是唐代煎茶用具,而银瓶则是宋代点茶的器具”,并非拙文中的原话,如此引述已经很不准确,末云“因此刘松年《撵茶图》所绘饮茶情景,忠实呈现了唐代煎茶
有立身之本,不怕别人抽凳子
小时候,我们村有一个光棍,年近四十未尝近女色。要是搁在今天,他就算很潮的“大龄处男”。要是搁在唐代,他定会像张生那样,宣称自己“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非不能婚,实不愿婚也。 只可惜,四五十年前的农村,“不婚主义”尚未流行,纯朴的村民仍谨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古训。农村青年通常结婚较早, 全村只剩下他这一条光棍。“剩下”非但没让他“鹤立鸡群”,反而使他成为全村的笑柄。 说实话,我十分